alphatan
2012-9-27 11:10 AM
杨洁
第二次到访边加兰时，我告诉边加兰自救联盟秘书孙秀彬，想要制作“边加兰人文记忆地图”，她二话不说就答应协助我。
那三天的行程非常紧凑，除了访谈、还把边加兰走了一遍，从最东边的丹绒本格烈码头，经过边加兰镇、头湾老街、二湾福建义山、新湾顺安宫、大湾顺镇宫、三湾华人义山、四湾老巴刹、五湾海边、六湾渔村、到七湾马来村落。
地图做出来了（参阅《火箭报》中文版10月号），可是发现在这张地图背后还有很多的“后台”没说出来。所以，这篇文是那张地图的后话。
再不说地方记忆就消失
为了让地图“活过来”，我去抓住村民说故事，有两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。第一晚，原本我只与秀彬确认下地图上的标示，结果引来旁边村民好奇，慢慢地就变成六人“记忆分享会”。其中较年长的村民说到大湾其实曾有日本人建设的火车铁轨时，现场其余的年轻人都惊呼连连。
年长的村民记得小时候还见过那铁轨，不过现在都已经“消失”，因为“消失”了的缘故，它就不存在，也变成年轻一辈“未知”的历史，若不说出来，就没人知道。
第二晚，自救联盟的蔡平先、张峻岳与孙秀彬，帮我“恶补”边加兰的历史与故事。边加兰未有陆路交通时，若要到新山，是采用“先出境，后入国”的方式，经由45分钟水路到达新加坡，再从新加坡进入新山。
当时的报纸和信函也都是经由新加坡寄至边加兰，村民买生活用品也是到新加坡，而不是柔佛。更有趣的是，许多边加兰人是在新加坡医院出生，有的赶不及，就在海上诞生了。
边加兰人才外流最明显的时期就是当新币的币值超过马币的时候。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里生活的人们的地方记忆。
秀彬说，“在这里生活，已经是一种习惯，一切都很习以为常、自然，现在却因为Rapid计划，反而让我们自己有了重新认识边加兰的机会，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，可是害怕来不及认识，它就没了”。
此时此地的集体生活记忆
无论是义山搬迁或土地征用课题，面对外来势力庞大的“改头换面”计划，免不了会重新唤起当地村民的地方认识与记忆，同时，这些“集体记忆”也会被挪用为捍卫家园的话语，尤其是村民会回忆已经没落的边加兰镇曾是公部门林立的行政中心、三湾曾是热闹的主要商业街道、四湾曾是养猪业的集中地……。
村民都会非常乐意告诉你，边加兰是个什麽样的地方。集体记忆总是对过去的指涉，对地方的归属与情感构筑经常来自过去的经历与回忆的累积。但是，除了回忆式的历史记忆，“此时此地”的集体生活记忆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关键。
我跟着渔民来到他家屋后的“小码头”，那是一座木桥，尽头伫立在浅海处，渔船靠近了就会利用尽头处的拉吊杆，把鱼获搬上来马上分类，有的甚至就在自家门前卖起鱼来。捕少的话就吃少点，捕多就吃好点，有剩余就拿来卖。傍晚小码头就变成孩子的跳水板，在海边戏水陪落日沉下海底。住家即工作坊，那“小码头”鲜明地刻画出他们的生活与工作是绑在一起。
每年6至9月是虾苗季节，也是制作峇拉煎的忙碌时分。这时候，左邻右舍的村民与工人就会集体合力完成此事。那样的集体劳动使社区情感与凝聚力发酵，搭建起村民对土地与大海的归属。然而，峇拉煎制作因填海工程严重影响虾苗繁殖而嘎然而止，而社区互动也突然被阻断了。
记忆扎根于空间
每个海湾至少都有一座神庙，庙宇面向大海。每逢神诞热闹异常，有平安宴、酬神戯、逰神、庙会等活动，外坡的人就会赶回来参与、叙旧。
另一厢，渔民与农民的工作不需要朝九晚五、不需要塞车、不需要把休闲时间花在惟有购物中心的消费行为，他们爱在咖啡室喝喝海南咖啡、看看海景、吃吃海鲜、还有聊天。
无论历史记忆与生活记忆，总需要物质中介而存在、传播甚至流传。这些活生生的记忆，其实是在日常生活此时此地的粘合在空间的细节里。人们的记忆是扎根于空间，空间不仅仅是物质的，而且是有机的记忆体。
若没有小码头、峇拉煎厰、神庙、咖啡室，甚至大海，生活记忆就缺角了，对于边加兰小镇的人而言，无论在当地的或在外坡的，那个地方的历史、生活与空间是整体的，也是一体的。
我说的是，不是唯有“历史性”才能构成集体记忆，而是此时此地的每日过的生活，就是这个小镇、几个村落、上千户家庭的庶民日常记忆。然而，在国家发展的国油石化计划里，除了惊人的征土面积、耗资投资、利益的数字外，无论历史记忆或生活记忆，都是消失的。
发展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神话
发展主义成为政府打造马来西亚为“进步与繁荣”国家的神主牌。发展主义的逻辑就是发展等同经济增长，而且是必须快速增长，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，以各种的经济指标来衡量进步。
例如：国民总收入、工作机会、生産总值，甚至耗资越庞大的计划就象征越进步的美好生活。这样的发展主义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是双生关系，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，以拆建式旧有、扩充式硬建设为发展模式，来推动国家繁荣。
同时，为了塑造人们对于这样的美好生活憧憬，就要鼓动不断消费的假象，最后，你很容易觉察自己上班族的生活就是从生産大厦走出来，再走进购物中心消费，“工作—消费”循环的模式就是城市的生活写照。所以，我们也像“美国梦”那样相信只要够拼命，终有一日，可以向上流动，成为中产、中上阶级。这样的生活想象几乎成为了唯一。
实际上，这样的发展模式不是仅限于马来西亚，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市场竞争逻辑，先进的国家往往垄断最尖端的技术发展，塑造工业、商业与消费的帝国，把生産成本转嫁至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与资源剥削。而马来西亚引进“别人不要的”毒厰，吸纳其附加的所有代价与成本，证明其位于全球发展链上的边陲位置。
认真想一想，马来西亚的国油石化计划如果真的要如纳吉宣称般成为亚洲鹿特丹，前提是他能确保其他先进国的技术垄断不会比马来西亚更精进，不然就很容易像88楼双峰塔的“世界最高大楼美誉”很快地被台北101超越，而现在又要盖个100层的独立遗产大厦……永无止尽。
为何不能在家里安居乐业？
一个渔民的故事。他，40岁，自小就跟着父亲出海，靠海赚吃，连祖父也是捕鱼的。他笑说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斜斜，小学四年级书都没读完。父亲跟他说，书不会读没关系，你去这个海边抓鱼，已经够你代代吃，不用烦恼。
他说如果预每月的收入有2000令吉，而他还可以多捕二十年的鱼，暂不算他下一代的生活，政府只赔偿3万令吉，这笔数目怎麽算都不划算。现在因为填海工程，他已经近一年没办法出海捕鱼。
他真挚地相信，靠着那片海，他与他的家人、代代都有得吃，不会断。他不要石化，只要在大海上捕鱼。这种不一样的生活想象破除“唯有文凭才能生存”的迷思。
一个农民的故事。他，58岁，在还未来到边加兰的大湾岛前，曾在十多处地方短暂驻留过。他说，“这里是个世外桃源，没有人偷、没有人抢，你知道我住在这里多开心、没烦恼，年轻时东跑西跑，走到最好、住得最开心的，就是大湾，一住就是三十年。我就没有再离开过了”。
现在因为国油石化计划，他担心以后就无法种菜，因为渗毒的雨水、空气与土地种出来的菜怎能给人吃呢？他的菜园，最高峰的时候曾一天可以收成四十箩的菜，出口到新加坡，后来他觉得与其出口到新加坡让那边的人决定价格与挑选质量，不如把自己的心血、这些种得美美的菜留在国内供应享用，他想到做到，这些菜都流通到笨珍、新山。
现在他与妻子、女儿默默耕耘两英亩的菜园，把菜供应给镇上的餐厅与人民。他不要搬迁，只要在土地上种菜。这样自给自足式的劳动、为国家粮食坚持种田的方式破除“唯有工业才能发展”的迷思。
当地农民表示，供奉了三、四代的农地。按照村民私人估价师评估，土地每平方公尺至少15至20令吉。可是，他们却被迫以每平方公尺的3令吉价钱抵给财团，比市价低出五、六倍！国油把他们的土地压得如此低价，可以说是无本生意。而且无论你拥有多少英亩祖传地，你都只能获得两英亩的农耕地。
如何思考“发展”这回事
政府总说这些大型计划是为大部分人的利益，甚至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，过程牺牲少数人是必然的。或者，更核心的问题是，我们如何思考“发展”这件事？这样大兴土木、拆除旧区、重建规划区、填海填土的扩充式硬建设，欠缺文化、历史与本土的想象与远景。
在“发展”蓝图下，边加兰村民面对的是强迁、剥削[]与负债的困境。用“赔偿”的方式来买断土地，其实是很有问题。它不仅无法解决他们的生存资源、生活经验与文化传承的剥夺，简单来说“人的一生与尊严”要怎麽用金钱来衡量计算？
我们是否能共同又异质的生活在一起？尊重他人拥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与选择？
若不能以人们经年累积的集体生活、情感基础、文化扎根、历史经验为本，就是粗糙、粗暴的发展。发展，要把那个地方的人民的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生活记忆与尊严考虑进来，甚至是把我们所有人会失去什麽，都要考虑进来。
除了“夺取”，我想不到任何形容词来叙述这样的庞大的计划。
